打破的应该是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住宅，什么是公寓，什么是写字楼，什么是厂房，什么是仓库？这些固有的概念都应该打破。让我们重新树立一个新的概念，这样建起来的房子才不会落后。我觉得在北京最大的污染就是计划体制的“污染”。比如各种各样的规范，54平方米的房子应该怎么建，72平方米的房子应该怎么建，杂了。

第二个就是香港的“污染”。北京跟香港不一样：香港这个地方的地价太贵了。香港的房价是北京的6倍－10倍。所以他对空间的利用就显得比较小气。而且香港所处的纬度也比北京低得多。香港人注重通风，北京人则注重采光。在北京再不通风的房子，床单也不会发霉。而在香港如果不通风，床单就可能发霉。北京就是寒冷――人们要的是阳光。如果照搬香港的做法，盖出的房子就是没有市场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要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概念。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各个物业的界限也模糊化了。为什么能够达到模糊化呢？就是因为现代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只有达到这样的模糊化，社会的成本才是低的。设想一下，如果在家办公，空间的利用都可以极大化。如果你在写字楼办公，那你写字楼的资源主要在上班的时候利用，在下班后这些资源都是闲置的。同样，你家里的资源也主要在下班后利用，在上班的时候这些资源都闲置着。如果把这两个物业的界限模糊化的话，就是最大的节约。一套房子可以作为两套房子用。

另外，我们的房子应该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我们人性是丰富多彩的，是个性张扬的。因此我们建的房子跟衣服一样，要尽可能的个性化。一个房子跟一个房子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能够把你的感情释放出来，你的才能和创造力都能释放出来。这样的房子就是好房子，这样的房子就是个性张扬的房子。统一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符合这个个性张扬的世界的。

房子的功能在模糊化，城市的功能也在模糊化。前不久，我在上海考察的时候，首都规划委员会的领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聘请我为专家委员，让我参加中关村规划的评审。我一下飞机，他们就把我招呼到一个招待所里，在那里评审了四五天。评审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与从深圳、美国、上海等地来的专家一起讨论。我一直在想我们面对的世界，不应该是把城市功能划分的很清楚――这个地方是贸易区，这个地方是金融区，这个地方是信息产业区。实际上这些功能已经逐渐的模糊化了。如果人为地去划分这些功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弊端。例如像北京，在建国以后就提出了一个规划方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方案。第一个，就是要在北京

的西边再划一个“中轴线”，把政府的一些部门放到西边，围绕着这个中轴线来建设。西边是心脏，是核心。把海淀区作为一个教育区。所有的大学、学院集中在海淀区。东边是朝阳区，离核心区远一点，就做成了工业区。在建国路那里建成了涉外的使馆、饭店区等，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了，成了最有钱人的地方，成了北京地价最高的地方了。而把手工业者都打发到南城去，整个南城在几十年里一步一步的贫民化。在北京，房地产企业很少选择在南城开发，谁要在南城搞开发，很难赚钱。这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没有交融的弊端，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美国，他们也做过类似中国经济适用房的房子。做了10年、20年，美国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凡是这种房子集中的地方就是贫民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采用一种办法，规定所有的人都可以买商品房。只要你的收入低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就给你一定的补助。这样的话，就把穷人和富人挤到一起。穷人可以给富人做保姆，跑的路也可以少一点。所以整个城市的功能应该是模糊化的，这样才有效。

我们“现代城”请了一个顾问，是新加坡的首席规划官，叫刘太格。当年新加坡做整体规划的时候，就是李光耀把刘太格请回来的。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区域内，都有一个1/3的概念。居住物业占1/3，办公物业占1/3，公共物业例如商场、酒店也占1/3。这样这个区域就是繁华的地方。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莫过于新加坡的乌节路，地位就跟北京的长安街一样。可是这个地方到深夜还特别热闹，它就符合了1/3原理。我们看看法国的香榭里大街，也是非常繁华的。高楼之间有连廊，临街有商店，给人非常近人尺度的感觉。可是我们的长安街呢，高楼和高楼之间没有连接，又没有商店和餐厅――除了在西单地区新建了一个文化广场，这里一小段路行人可以走，其他的地方是不可以走的，所以长安街上没有商业气氛。商业气氛完全依靠和长安街垂直的王府井、西单、东单等这些地方形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