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业形势每况愈下的压力下、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中国青年人到底是会走向一个奢侈的坟墓还是会实现一种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目前还是一个谜。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孟凡报道 ，从北京的大栅栏到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坐公龆岚诶嗨贫叫绿斓卣庋母』澜缰谐┯巍�
年轻人成为家庭负担
林森每周都会坐上120路公鲎撸柑觳换乩础！�
林森的母亲马晓娟心疼孩子，怕他在外面跟人学坏，没有办法，只好就着孩子花钱。“每天穿着一些奇装异服，头发染得不三不四。”说起自己的孩子，这对父母显得有点无奈。
但是林森则有自己的理论，他说，同事之间现在都比穿着，比手机，所以自己如果不跟上的话，很有可能被人看不起，自己家本来住在大栅栏，有一次同事到家里玩，就面露鄙夷之色，要是平常再不抓紧穿点好的，在别人面前感觉矮一截。
林森工作一年多，不仅自己未能存下一分钱，反而让父母的积蓄少了2万，马晓娟抱怨说：“我们夫妇俩收入不高，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存了10几万，他这一年就花了2万。”
勤俭传统的丢失
林森的故事在北京这个城市中并不形单影只。在工作日益难找的今天，青年人的消费欲望不减，从而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有人感叹，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勤俭节约风尚有可能在这一代人中间化为乌有。
虽然林森坚持认为，欧美的青年人也是这么花钱的，“现在不是什么都讲全球化吗，这也是和国际接轨啊。”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高于欧美家庭。据悉，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家庭整体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在115%。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来说，向来都是以高储蓄率的面貌示人的。
在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吴天鹏，他的故事在这一组采访对象中显得更为典型，这位年轻人今年25岁，已经大学毕业三年，但至今仍然是无业游民。
吴天鹏毕业后，找了两个月工作后，就放弃了任何尝试，而是对家里宣称，自己上了这么多年大学，很累，需要休息。但是吴的母亲告诉记者，吴的消费水平确实越来越高，他仗着家里条件尚可，无所顾忌。吴母说，他们家瞪一团，居住条件恶劣，但是每隔3个月，他都会到国贸购买一项3000元以上的奢侈品，他渴望一种身份的认同，常常带着自己的GUCCI墨镜照耀过市，哪怕太阳不是很大，甚至看不到阳光。
但王立斌还是坚持这样，他被视为一个为物质所裹胁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王立斌的女友在与他生活一年后，离他而去，给出的理由是，不喜欢王立斌一打听人就要习惯性地问道：“他们家是干嘛的？”
但王立斌解释说，他女友离他而去后迟迟未能找到新爱，“因为她不理解，现在的社会很现实，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这是一种惯性。”
新奢侈重视精神需要
王立斌的同学毛立自称很了解王立斌，但是他却表示，王立斌已经不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青年了，现在的青年人不会光去追求奢侈，他们更为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的感觉，或者说这些物质已经不单纯是物质，而是一种精神，对这些物质的需求同样是也一种精神的需要。
毛立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但照样是“月光族”。他说，他周围的年轻一代人事实上并不喜欢那些传统的奢侈品：奔驰汽车、劳力士手表、人头马或者鲍鱼宴，而年轻人会选择自己的奢侈品牌：MINI Cooper、Swatch、星巴克或者日式料理。“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一种新的享受，它并不一定很贵，但是它一定超出自己本身的范围，它们更多地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快感。”
但是社会学家李明水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不喜欢更为高档的东西，那是因为那些东西实在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一旦他们的财富逐渐增加，年龄逐渐变大，他们自然也会往这些方面考虑。
李明水将这种心理看成是一种给自己贴高级标签不成后，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心理。
技术奢侈
但是，确实有许多人注意到了这种奢侈风的转型。
德国《明镜》杂志记者沃夫岗·拉茨勒，2002年写了《奢侈带来富足》一书，在这本书，他提出了旧式奢侈与新式奢侈的区别，把钱用在炫耀上，这是旧奢侈；把钱放在一个东西的使用上，重视其技术含量，这就是新式奢侈。
我们姑且将这种奢侈成为“技术奢侈”。王天雷就称自己为技术奢侈的崇拜者。他告诉记者，每年他收入5万，但是其中会有4万用来满足自己在IT技术上的需要。王天雷的手机、笔记本电脑、音乐播放器加起来价格过4万。他对记者说，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虚伪的世界，他宁愿和这些东西呆在一起，他们可以让我在业余的生活中获得完全的放松。
王天雷警告说，社会不要把青年人看得过于肤浅，事实上，他们生活的奢侈和父辈比起来完全不同，他们对炫耀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更多地追求一种比较自我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处与坏处其实并没有得到验证，批评之声就铺天盖地，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